一粒大米中的东北稻作简史

　　从唐代渤海国的“卢城之稻”到清代龙兴之地的“贡米”；从日本侵略者对东北细粮的鲸吞，到新中国成立后稻农对“公家人”的供给；从满足基本温饱的粗粮，到追求“食不厌精”的高端米……在一粒大米“结水为璧”的过程中，能够准确的看出中国农耕文明的发展和社会历史的变迁。

　　北方的十月，遍地稻子熟了。白山黑水之间的大部分土地被覆上了灿烂、明艳的金黄。行至松花江畔一个名为其塔木的偏僻小镇时，我停下了奔波的脚步，站在田野，看随风翻滚的稻浪、稻田里忙于收割的农民……不知不觉，忘情于那无边无际的印象派画意之中。原本清醒的意识，一时似被波涛汹涌的金色所挟持，不仅淡忘了近处的现实，同时也淡忘了远处的历史，与此地相关的“中国优质粳米之都”“卢城之稻”“五官屯贡米”以及它惯常所处的闭塞与边远，统统化为一片如雾的虚无。最后，目光中只聚焦、凝注了几缕阳光般金色的稻子。

　　随意从哪块田里的哪个稻穗上摘取几粒，托于掌心，以一指覆其上，用力搓捻——初时，尚能感觉到它们小小的身体仍然带着来自阳光的温热和山皮砾石般的粗糙；少顷，稻壳破裂，几粒圆润光滑、晶莹剔透的米便显现出它们洁如处子的身形。就在滚落掌心的一瞬，有一丝深远的清凉迅即袭来，如凝固的水滴。这形神兼备的质感，泄露了它们从水而生的身世。可是，一滴水是经历了怎样的路径和里程，以怎样的方式才将自己修炼、凝结成一枚无声无响的玉呢？这样的米，若成千上万颗聚在一处，成袋，成囤，伸手一探，便会有怡人的清凉从手臂一直导入心扉；掬一捧举在空中，让它们顺着指尖落下，则水的形态和神韵便显露无遗矣！这不仅让我想到了流水，而且想到了如流水般的岁月以及蕴藏于岁月之中那些不留痕迹的演进与幻变。

　　两千多年以前，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就断续出现了一个极有意味的传说，关于“和氏璧”，最早见于《韩非子》《新序》等书，后又被无数文人、史家传颂、演绎。说是在春秋时期，楚国有一个叫卞和的琢玉能手，在荆山（又说楚山）里得到一块璞玉。卞和捧着璞玉去见楚厉王，历王命玉工查看，玉工说这仅仅是一块石头。厉王大怒，以欺君之罪砍下卞和的左脚。厉王死，武王即位，卞和又捧着璞玉去见武王，武王命玉工查看，玉工仍然说是一块石头，卞和因此又失去了右脚。武王死，文王即位，卞和抱着璞玉在楚山下痛哭了三天三夜，哭干了眼泪后继而泣血。文王得知后派人询问为何，卞和说：我并不是哭我被砍去了双脚，而是哭宝玉被当成了石头，忠贞之人被当成了欺君之徒，无罪而受刑辱。于是，文王命人剖开这块璞玉，得见真稀世之玉，遂命名为“和氏璧”。

　　两千年后，“和氏璧”的原貌及其真正的价值早已无法考量，但关于“和氏璧”的传说，却如一枚珍稀的文化瑰宝被世代传承，成为可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的领域里“辗转腾挪”的一个万能隐喻，给每一个历史和现实的观察者以思考和联想的灵感。当我站在中国北方的黑土地上，黑土地上的吉林，吉林的一个边远小镇，久久凝视掌中那几粒晶莹如玉的大米时，它们就是几粒刚刚经过打磨、露出“真容”的璞玉，而那业已破碎、薄薄的稻壳，却如掩在璞玉之上那层粗糙的“皮”，意味深长，仿佛千年的时光、万里的路程。此时，这片土地的历史、土地上人们的命运以及与之紧紧关联的民族的、国家的、时代的气息和气象，已尽在一掌之中。

　　荆山，位于湖北南漳县西，就是那座曾出过和氏璧的“楚山”。其实，现在已没多少人相信那山上会出产宝玉了，因为中国的四大名玉，和田玉、独山玉、绿松石、岫岩玉以及后来又炒热了的昆仑玉、长白玉等等，都不是出自于“楚山”。但上帝，偏偏就要让人类看到自己认识和心智上的局限，不仅要让“楚山”出玉，而且还安排了一块举世无双的宝玉。说到稻米也是一样，从前，是没有人相信寒冷、荒凉的东北会出产水稻或大米的。从古至今，稻子似乎天生就应该种植在温暖、湿润、多雨的南方。20世纪的后半叶，考古学家曾两次对浙江宁波附近的河姆渡遗址进行发掘，找到了大量古代农耕文明的物证。在考古现场的大多数探坑中，都有20至50厘米厚的稻谷、谷壳、稻叶、茎秆和木屑、苇编等交互混杂的堆积层，最厚处达80厘米。稻谷出土时色泽金黄、颖脉清晰、芒刺挺直，经专家鉴定属栽培水稻的原始粳、籼混合种并以籼稻为主（占60%以上）。那是发生在最早7000年、最晚5000年以前的事情。看吧，这就是历史。但那时以及那之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南方的米始终都只是充饥的食物，远没脱离实用功能。论品位，就是“石头”。是石头，就只有石头的属性，可以砌墙、筑屋、垒坝，却不能把玩、欣赏，给人带来更多精神上和审美上的愉悦。

　　数千年之后，在中国的北方，出了一个渤海国，其国疆域最初只限于靺鞨的部分故地，至第十代宣王大仁秀时，大体上覆盖今东北大部、朝鲜半岛北部及俄国沿日本海的部分地区等广大地域。渤海国全盛时期，以吉林为中心，其疆域北至黑龙江中下游东岸，鞑靼海峡沿岸与库页岛相望，东至日本海，西到吉林与内蒙古交界的白城、大安附近，南至朝鲜的咸兴附近。设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余县。其时，坐落于北纬43度附近的中京显德府卢州（今吉林省安图县石门镇一带）成功地种植了人类历史上第一种亚寒带水稻——卢城之稻，并一时间闻名遐迩。《书·渤海传》记载：“俗所贵者，曰大白之菟……栅城之鼓，抚余之鹿……卢城之稻”。据说，其米重如沙、亮如玉、汤如乳、溢浓香，被誉为稻米中的极品，古渤海国曾多次沿朝贡道向唐朝纳贡此米，供皇室享用。此后，“卢城之稻”又被引种到日本与朝鲜半岛，成了日本和韩国优质大米的母本，对世界稻谷种植历史产生深远影响。

　　卢城之稻曾一度如此声名远播，其实也不足为奇，如果上升至自然、生态的奥秘和规律层面，这不过是“上帝”藏在另一个口袋里的一枚小小糖果，让你摸到或不让你摸到，都是一念之间的事情。今天的人类，认识和发现自然的能力有了很大长进，农业科学家们已通过研究、试验、总结、统计等手段确定地球北纬40度至45度之间的狭长地带，最适合种植优质粳稻。如果此纬度再配合上优质的土、优质的水、优质的空气，定能生产出米中极品，“石”中之“玉”。但在当时的社会形态下，由于经济落后、粮食生产水平低下、信息不畅、社会制度不合理等因素，决定了不可能给一种粮食以那么高的评价和定位，就算地方官员和稻农们敝帚自珍，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用，战战兢兢把米送进皇宫，也有一定的可能完全不被当作什么稀罕之物。民间的明珠，皇家的土球。所幸的是，还不至于像那个倒霉的卞和一样，获了酷刑，被“刖其左足”或“刖其右足”，可人们并没有因为种出了优质稻米而使自己的生存状态得到一定的改善、生活质量得到提升。最终，还是有一个声音在暗处诅咒般地幽幽响起：“石也。”

　　灵光一闪的“卢城之稻”以后，产于东北的优质水稻便随着一个王朝的消亡而销声匿迹数百年。数百年的东北稻作史在可查的典籍之中被忽略得无影无踪。翻遍了战争频仍的宋、兵荒马乱的元、忙于航海的明，始终看不到稻米的身影。中国向来对粮食问题有一个高度统一的认识：百姓吃饭的问题，就是天大的事情。按照这一个思路推测，几个朝代对东北稻作的只字不提，只有这样几种可能：一是这种亚寒带水稻确实消失了，不再有人耕种；二是这样的稻子已经多得不值得一提，在人们丰富的食谱中它已经平庸得毫无颜色；三是发生了一些比老百姓的吃饭问题更大、更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比天还大的事情。想来，多半还是应归到第三点原因上。民不得富庶安居，怎么能腾出精力、心思和兴趣细品哪一种粮食更可口呢？

　　犹疑间就到了清朝。说起清朝这一朝文武，对东北特别是长白山区真是太重视了，重视得到了不合情理的程度。他们“龙兴”之地就是至圣至尊之地，除了几个皇族和少数贵族，其他人类根本不配也不可在其间活动。可是，国土不用于养国民，能用来做什么呢？反正，他们管不了许多，就是要全方面实施封禁政策。断续封禁几百年的最终结果却是：“沃野千里，有土无人”。不仅如此，北边的沙俄还趁边疆空虚，把毛茸茸的北极熊爪伸了过来。显然，这是一件极不划算的买卖，这样如脂如膏的土地，白白地荒在那里，不但不贡献物产，还存在着被无端侵吞的风险，哪如招民以入，占个先手，顺便也可征点散金碎银，以充实库府。于是，朝廷终于幡然醒悟，颁布招民出关开垦的法令，“民人”重归土地。之后的一百多年里，虽然“禁”“放”交替，有紧有弛，总体上却没有断了耕种和人烟。在反悔、犹豫、变化之间，清朝廷却因为有民的存在，也得了许多意外之膏。

　　来自龙兴之地的优质稻米，又陆续运往京城，出现在皇亲国戚的餐桌上。1682年，康熙皇帝第二次东巡，行至松花江之滨，享用了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特意为他准备的一锅米饭。当一口晶莹若玉、香糯软滑的白米饭入口之后，他即停著沉吟，即兴作诗一首：“山连江城清水停，稻花香遍百里营。粗碗白饭仙家味，在禾之中享安宁。”24年后的1706年，清政府在乌拉地区特设五官庄，其中，尤家屯官庄、张家庄子官庄，今属九台市莽卡满族乡；前其台木、后其台木属今九台市其塔木镇；蜂蜜营屯官庄系九台市胡家回族乡蜂蜜营村。五屯土地相连，皆在松花江冲积平原上，专门负责稻米、白小米等粮食的种植、储运，岁岁向皇家“进贡”，并于1884年（光绪十年）立“皇粮碑”以志。自1881年开始，清政府准许朝鲜边民继续居住与耕种，入中国籍，领照纳租，朝鲜移民逐年激增，鸭绿江一带有了许多朝鲜人居住的村庄，水稻种植培养面积逐年增加。地方官员看到自己手中的资源在增多，便主动走起了上层路线，从优质米中再选取“米中之最”，托人直接进献皇上，咸丰帝吃得高兴，金口玉牙又封了通化西江大米为御用“贡米”，每年进贡……

　　在这一次次的贡米命名和交易中，皇家自然直接受益。啥东西，只要打上贡品的印记，就已经是皇家的了，谁再敢随意乱动就是死罪。皇家的逻辑，就是“好的！好的都拿来！”而那些进贡的官员，自然也会在把事情办妥之时，受到赏赐。而最常见的赏赐当然是官位，皇帝不用掏钱掏物，就一句话，便搞得皆大欢喜。苦就苦了纳贡百姓，只有纳，只有贡，收成好时，将贡米悉数交出，换得日用和备耕之资；收成不好或庄稼遭灾之时就惹上烦了，延误皇粮岂是儿戏，至少要获一个戴罪立功的责罚！

　　1931年9月18日，日本正式发动对中国的战争。很快，东北大地就响起了一个巨大而又刺耳的声音：“来吧，这是天赐予大和民族的土地！”一夜之间，不要说楚山之玉，就连“楚山”都已经不属于自身个人了，从此，东北人只有种稻子的权利而不再有吃稻子的权利。1943年3月30日，伪满兴农部、治安部制定了《饭用米谷配给要纲》，明确规定，甲类粮（细粮），只供给“优秀”的大和民族，乙类（粗粮）供给“劣等”的中国人，在伪满全国实行了粮食配给制度。生长在东北的中国人一旦不遵守规定吃了大米就是“经济犯”，拉出去毒打、坐牢或当劳工。遍地“卞和”抱土而哭，哭过三年又三年，“泣尽而继之以血”，无人问津。

　　新中国成立后，稻农们的头上不再有官府和皇帝了，但每年收的稻子也要上交，交给公家。公家是谁呢？对于一个一生在田里种地的农民来说，公家很抽象，虽然只要放下农活就会反复琢磨这个概念，但始终还是似懂非懂。村里的干部有一点文化，是这样解释的：公家，就是你自己的家，你所耕种的土地每一寸都不是你自己的，而全国的每一寸都有你一份儿。你生产的每一斤粮食都不是你自己的，所以要交给公家统一分配，但是公家不光有你自己，还有工人、干部、领导和老人、孩子，大家都要吃你种的粮食，你也吃别人，用别人的……这么一解释，稻农们就更糊涂了。反正就是听领导的嘛，让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不想了，想这事太费脑子啦！那时，北方的水稻种植培养面积小，产量低，很多地方水稻亩产才300多斤。交到公家之后，因为公家人多，摊到自己的头上的大米就屈指可数了，根本不够吃。“”之后，公家和小家都断了顿。人饿的时候吃什么都香啊，与其贪图这一口香软顺滑的美食，还不如用少量大米换回更多其他品种的粮食，先把肚子填饱再说。眼下，连盖个房子的“石头”都找不到，还玩什么“玉”呀？

　　本来，中国的粮食主产区并不在北方。由于南方雨水丰沛、气候温热，适合庄稼生长，一般的地方都种植两季庄稼，有的地方还可种三季，且以高产的水稻为主。然而，北方特别是东北，受自然条件限制，庄稼只能一年一熟。由于品种差、积温低、生长缓慢，稻子的产量远不及玉米和高粱等旱作植物。整个人民公社时期，各村、各社、各县、各省都在比产量，产量为王啊！特别经过“三年自然灾害”的洗礼之后，谁还敢惯着自己的味蕾？管他好吃不好吃，先想办法吃饱为上。许多稻农干脆放弃了水稻种植，水田改旱田，种植高产的玉米和高粱。

　　改革开放以后，南方，特别是东南沿海省份，首先抓起了经济建设，把注意力从粮食生产转向了商业领域，很快就走上了富裕之路，大片的土地变成了工厂厂房和开发区，钱也如水一样汪洋起来。从那时起，北方却开始聚精会神地抓粮食生产，加大投入，精细管理，改良土壤，培育良种，足施化肥，一下子把粮食产量搞了上来，水稻单产也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700斤一直攀升到2014年的1100斤，粮多得卖不出去，卖出去也是低价，产丰年不丰。市场上什么都涨价了，水果、副食、工业品、艺术品、古玩、奢侈品……玉石的价格涨过几百倍，最后，连石头都被玩成了“玉”。时代变了，生活状态变了，人们终于摆脱了生存线的束缚，从生活的最低端飞翔起来，开始关注、重视、相信、迷恋感官上的享受和感觉。也许，人们有这样的权利，可令人郁闷的是，粮食、稻米的价格就是不涨，就是无法同生活和时代同步飞翔。

　　北方人性情憨直，包括农民和他们的政府，在观念上、心思上、行动上，节奏一向慢半拍或一拍。市场已走很远了，他们才如梦方醒，改变自身的思维方法、经营方式和生产方式。稻农们开始从猛施化肥和农药的低端农业中拔出覆满泥浆的双腿，一门心思种起了“绿色米”“有机米”“鸭田米”“富硒米”等高端品类。农民木讷，嘴拙，政府就挺身而出，到处去替农民推介，吆喝，一时忙得热火朝天，面向市场，奔跑在朝见“王”的路上。这一次，也不知他们有没有摸透市场的心思、踩准时代的节奏，最后博得“王”的一笑，赏他们一个响亮的名号和一份可以抚平以往创伤的回报。